邵燕祥：我读王世襄
读人如读书。读书有所谓浅阅读，读人亦如是。譬如读王世襄，——哦，久仰久仰，他对明式家具、养鸽子都内行，老头儿人缘也挺好。这说得都不错，但失之浅。有的所知略多，说，那是个公子哥儿，上燕京大学还提笼架鸟玩蛐蛐，整个一个“玩主”，玩出“世纪绝学”来：评价不低，用意甚好，但似是而非。为什么似乎都不甚了了?是由于王世襄虽在专业圈子早为人知，而名满四海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。我也是这样的一员，就像当年的外籍教授温德说的，“一知半解”。总是从朋友处听说：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，骑自行车倍儿帅，一手扶把，一手夹着案板，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;还是球迷，傍晚穿着背心、短裤，骑在车上，又是单手扶把，一手拿着大芭蕉扇，迳奔东郊“工体”门口等退票……偶从一处展览看到他的法书，不禁折服，向他说起，蒙老人赠我一张复印件。心想魏晋时的名士也许就是这般风度吧，但我想象中的古代文人仿佛都是清癯消瘦，而王世襄则为大骨架壮硕之士。道听途说，片片断断，对不上号，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王世襄。盖因对他的了解，属于“浅阅读”也。
张建智这本《王世襄传》，于王老自己的著作之外，让我对传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较全面的了解。王世襄(1914-2009)近百岁的生涯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上显现出来。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，所谓“儿时依母南浔住，到老乡音脱口流。处世虽惭违宅相，此身终半属湖州”，乡情萦怀。传记作者恰是湖州人，于当地历史人文颇熟，又成为王世襄晚年信得过的忘年友好之一，访谈记录，并得到老人提供的资料。旧谚说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，如今借此书之助，好像得与王老一次又一次谈心忆旧，听他亲口说百年风波，一生往事。
其实，纵看王世襄生平，无论1949年前还是之后的履历，一笔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。横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贡献和学术成果，一笔一笔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就如他那年辈的许多学界中人一样，孜孜矻矻，埋头业务，绝不张扬，并不传奇，怎么竟看得我心潮起伏，联想不断?是他寻常中确有不寻常处，在芸芸众生里，他独一无二，这样的人可一而不可再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原是一个有教养的顽童
但他毕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?
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园一个富裕家庭。有人说，这是他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。这有一定道理，然而富家子多矣，几十年下来，王世襄只此一个。我以为若论他的出身，与其强调是官宦世家，不如说贵在书香门第。母亲金章出身名门，游学欧陆，擅画花卉翎毛，尤其借鉴西洋画技法，绘金鱼水中动态，质感光感，层次分明;所著关于画鱼的《濠梁知乐集》，在中国美术史上独辟蹊径。舅父中有一位大画家、两位竹刻家。来自王、金两家的艺术薰陶，其影响怕不下于家馆的传授，自小培养了王世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，这份热爱渗透到骨子里，是任何暴力也夺不走的。做外交官的父亲让他从11岁起就入英语学校，通过外语接受另一种文化的薰陶。今天的富人家庭，也会送孩子上“贵族学校”，以至送出国做小留学生，但难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蕴传承。西谚有云，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，一时半会儿，急不来的。
衣食无忧，又有良好的教育，这样的学生那时不少，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么广阔而多彩的课外活动空间?从小学中学到大学，他架鹰逐兔，养狗猎獾，养鸽放飞，范瓠绘葫，秋斗蛐蛐，冬怀鸣虫，真的是优游卒岁。他小时候放鸽子，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，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了，正房厢房间距好几尺，这房顶一步跳到那房顶，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。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，他正是由好奇、兴趣而专心致志，广交朋友于三教九流，求师就教于同癖同好的前辈，癖好也就成了学问(有些当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学问，经晚年王世襄笔之于书，也都化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)。
王世襄自幼身体好，更没有偌多作业的沉重负担，加上家庭中你说是溺爱也罢，说是西方式的快乐教育也罢，总之自由放任，任他率意而为。这一点，不但当年的老式家庭办不到，即使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，都没这条件了吧?还不是让王世襄占了个“独一份”?
当然，不能永远这么由着他的性儿。“髫年不可教，学业荒于嬉”，在燕京读大二时碰了钉子。他是遵父意上的医学院，两年下来数理化都不及格。按校方规定，要么转学别科，要么退学回家。他转入国文系。有家学垫底，对付课业倒是游刃有余。有一次《文选》课布置作业，他竟自己命题，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《鸽铃赋》，仍是凭个人兴之所至!也只有当时学风自由的燕大，才能容忍这样自由发挥的学生。
战后抢救几千件国宝
王世襄以《中国画论研究》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，并不停步，他把原只有从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论文，续写了元明清，共计70万言，与人合作用毛笔誊清，装订成册，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古城，随身带着原稿南下去大后方。在重庆成都等地，求职谋生成了要务，哪还有时间修订补充，付印成书?谁想，他这份处女作，竟因为战争和“运动”的先后干扰，直到60年后的2002年，作者已年老体衰，只能以“未定稿”影印出版，成了谢幕之作。
几经周折，王世襄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，梁思成主持的“营造学社”。他在这里读到中国古典建筑经典《营造法式》的同时，还读到《清代匠作则例》等。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兴趣刚刚唤醒，就因日本投降，失地即将光复，他立即向马衡、梁思成请缨，投入“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”的工作。
在王世襄任这个“清损会”平津区助理代表时，他奔走调查，煞费苦心，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，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，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422件，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1085件(39件)等。他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，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。而他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，并没有庞大的所谓班子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枪匹马!
这就是王世襄自认平生做得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。他经手收回的几千件国宝，如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了，不怀偏见的人也公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贡献。这是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的事情。但在“天翻地覆”的1949年后，喘息未定，故宫博物院随全国一起开展“三反”运动中，这竟成为他的历史疑点。他和另一位同事、文物专家朱家溍同时沦为“打老虎”重点对象，说他们是马衡的亲信，要从他们口里撬出有关这位1934年以来的老院长的“材料”，打出一个莫须有的“盗宝案”来。为此大搞“逼、供、信”，围攻批斗，体罚关押，无所不至。最后什么想要的伪证也没有，却还把他开除公职送往看守所拘禁，继续轮番审讯，疲劳轰炸。一个本来身强体壮的王世襄，在“东岳庙”(当时占为公安学校)等地被囚期间患上肺结核，才“取保释放”，打发回家。直到1954年，好歹在民族音乐研究所觅到一枝之栖。
而王世襄 1949年夏从美、加考察博物馆归来，本是怀着一颗拳拳之心，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宫这一世界级文物宝库，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的博物馆，然后好好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。至此幻灭，一切落空。
一本书的际遇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
王世襄说过平生最得意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写出了《髹饰录解说》(辞书释“髹”字为把漆涂到器物上)。他的这项研究恰恰是从1949年开始的。
《髹饰录》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“漆经”，明黄成撰，杨明注。只有孤本藏在日本。朱启钤老人几经周折抄录得来，正是在1949年把它交到刚从北美归国的王世襄手上，希望他把这本晦涩难懂的“天书”加以解说。“三反”前，工作繁忙，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，展卷揣摩，或观看一些院藏漆器作参照。“三反”后被开除，在家养病有了时间，却失去观摩故宫院藏大批漆器的机会。到民族音乐研究所，白天忙本职业务，晚上和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做这件事。他一方面下死功夫，查阅大量古今以至国外的文献，一方面逛古董店、挂货铺、晓市、冷摊，拜访藏家，观看实物，又遍访京城髹漆匠师求教，这样积寸盈尺地弄清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法，也弄清古今名词术语的异同，对书中所述的髹漆工艺做出正确的解说。
这一注释工作前后历时九年，完成之日已到“反右”之后、“大跃进”高潮中的1958!王世襄也因对“三反”提出批评意见而划成“右派分子”了!
王世襄不负朱启钤老人“愿见其成”的嘱托，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公开出版无望，为了向年已88岁的朱老报命，他准备自费刻蜡版油印。这在今天看，事属平常，当时却冒着相当风险。他把手稿送到研究所门口的誊印社，誊印社果然送研究所党委审查，所里中层干部马上要开会批判“右派放毒”。幸亏所长李元庆看了书稿，认为是一本有用的著作，解了围。
于是，《髹饰录解说》油印本印了200部。线装厚厚一册，上有朱启钤的题签和序言。限于作者身份，“右派”不能署名，便署了别号：“王畅安著”。除向朱老九十华诞献礼外，分赠师友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和一些漆器厂。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来京索取，可是研究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，也不许赠书，还是严禁“右派放毒”的老主意。尽管这样，仅印200部的《髹饰录解说》，不但在业界引起反响，还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，成为王世襄学术之旅的一个里程碑。
王世襄到晚年已经有了规模更宏阔、影响更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的巨大成果，可以说在当代历史上，在全世界范围“复活了”明式家具，但他仍然十分在意《髹饰录解说》这部书。我想，一是它凝聚了朱老的信任，三十年的书缘，历经一路坎坷、三更灯火的甘苦，感情上寄托遥深;二是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治学方法，即穷研典籍、尽览实物、遍访匠师三合一的作业方式，嗣后应用到各项研究中，乃是从这部书开始收效的。此书在1983年正式出版增订本，篇幅为油印本的20倍;1998年再版，终于配上彩图。上距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。也可以说是“层积性”的劳绩了。
不懈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精神
王世襄每一个大的研究课题，每一部精心的著作后面，几乎都有一篇夹缝中苦斗的故事。他奔跑于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文物博物研究所等部门之间的身影，他骑着车在古城大小胡同间走街串巷，寻访古董，踏破铁鞋，不惜为一个一眼相中的黄花梨杌凳跑二十趟的身影，都是人们看得见的。而他在特异年代视文化为罪恶的逆境里，于写检查交代、思想汇报之余，燃膏继晷，“偷偷地”做事，则只有近邻知道——黄苗子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，而王世襄书房的台灯，四点多就透出光亮了。苗子有诗纪之：“尤愆如山负藐躬，逡巡书砚岂途穷。邻窗灯火君家早，惭愧先生苦用功。”这还是“文革”之前;“文革”事起，即使把窗户挡得严严，也还是提心吊胆。一切文化文明都成“四旧”，据说合该“砸烂”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王世襄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所谓“干校”劳动。当时，他的肺结核病复发，也得不到军代表的宽贷。1970年代有一天，他去菜园挑水，一下子晕倒。缓醒过来，睁眼看见一棵倒地的油菜花，枝头折断了，依然开着金黄的花朵!——为这朵不屈的油菜花，他吟成绝句一首：“风雨摧园蔬，根出茎半死。昂首犹作花，誓结丰硕子。”
“昂首犹作花，誓结丰硕子!”这也正是王世襄的誓言。早在1950年代初即遭受不白之冤，且长久不得洗雪，王世襄在妻子袁荃猷支持下，与她以“自珍”互勉：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，而且绝不能虚度此生，“故更当平心静气，不卑不亢，对一己作客观之解剖，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，全力以赴，不辞十倍之艰苦、辛劳，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”，并且以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为期。这使人想起司马迁所指的圣贤发愤之作，乃至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。王世襄以个人价值的实现，而令“世人终竟识真吾”，这一自觉体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信念主体!现实是残酷而丑恶的，但王世襄夫妇以历劫之身，在“非正常生存”条件下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，最终由历史证明，比那些加害于他的、摧残文化和文化人的丑类们，活得更好，更有价值，更赢得普遍的尊敬!
王世襄留下的大量著作，关于明式家具、髹漆艺术、竹刻艺术、葫芦与鸣虫、观赏鸽与鸽哨、皇家建筑与匠作则例、各种工艺，以至书画、雕塑、音乐、饮食烹调等等，不止是相关知识的结晶，也是涉及“生存与创新”——一种学术风范和世界观的结晶。
而透过他的生平，他的出处，他的好恶，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，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，不懈追求精神价值，而不为世俗威权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，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，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——精神贵族。